**引言**
近年来,跨大西洋关系与中欧关系均出现显著调整，欧洲在对外战略上展现出“战略自主”的倾向，试图在与美国的合作中保持独立性，同时对华政策日趋谨慎，在经贸、科技等领域设置更多限制，这一系列变化并非偶然，而是欧洲基于地缘政治、经济利益、价值观认同等多重因素考量的结果，折射出全球格局演变中欧洲的定位焦虑与战略抉择。
欧洲“脱美”倾向：从“追随”到“自主”的战略觉醒
欧洲与美国的关系长期建立在“共同价值观”与“安全依赖”的基础上，但近年来双方裂痕加深，促使欧洲重新审视跨大西洋联盟的定位。
战略利益分歧：美国“优先”政策冲击欧洲信任
特朗普政府时期,“美国优先”战略凸显了美欧利益冲突：美国单方面退出《伊核协议》、对欧加征钢铝关税、威胁制裁参与“北溪-2”项目的欧洲企业，甚至要求欧洲在中美贸易站队中选边站，这些行为让欧洲意识到，美国将自身利益置于盟友利益之上，传统“安全保护伞”的可靠性下降，拜登政府虽修复部分关系，但在《通胀削减法案》中提供高额产业补贴、推动“友岸外包”等政策，仍被欧洲视为“经济保护主义”，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对美国的经济信任。
安全自主诉求：欧洲不愿再做“战略附庸”
俄乌冲突爆发后,欧洲虽在援乌问题上与美国立场一致，但也暴露出欧洲对美安全依赖的脆弱性，美国以“领导盟友”自居，却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开支，同时利用冲突强化在欧洲的军事存在，挤压欧洲战略空间，欧洲国家逐渐意识到，若不追求安全自主，将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失去主动权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呼吁“欧洲战略自主”，强调“欧洲防务必须独立于美国”，正是这一心态的体现。
多极化趋势下的欧洲定位：争做“全球一极”
随着全球多极化加速,欧洲不愿沦为美国的“跟班”，而是希望以独立力量参与全球治理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“全球门户”计划，试图对标美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欧洲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；在数字、绿色等领域，欧盟也通过立法（如《数字市场法》《碳边境调节机制》）建立“欧洲标准”，强化规则制定权，这些举措均显示，欧洲试图以“第三极”身份，在大国竞争中谋取更大话语权。
欧洲对华“设限”：竞争与依赖交织的复杂心态
在对华政策上,欧洲从“接触为主”转向“竞合并重”，在经贸、科技、人权等领域设置限制，本质上是经济依赖与战略竞争矛盾的集中体现。
经济依赖与安全焦虑的双重驱动
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,2023年双边贸易额超8000亿欧元，欧洲在新能源、机械制造等领域对华市场高度依赖，同时中国又是欧盟重要的供应链环节，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崛起（如5G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产业），欧洲将中国视为“系统性竞争对手”，担心技术依赖威胁其产业安全，欧盟委员会发布《欧盟对华贸易关系文件》，首次明确将中国划分为“合作伙伴、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”，并提出“去风险”战略——即在保持经贸合作的同时，减少对华依赖，限制关键技术出口，审查中国对欧投资。
美国施压与价值观捆绑的传导效应
美国长期通过“价值观外交”拉拢欧洲对华施压，在新疆、香港、台湾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，试图将欧洲推向“对抗中国”的前沿，欧洲部分国家（如波罗的海三国、波兰）积极配合美国战略，将中国发展视为“意识形态威胁”；而法德等核心国家虽主张“战略自主”，但在美国压力下也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，欧盟以“人权”为由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，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，均可见美国影响的影子。
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被动应对
在后疫情时代,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，美国推动“友岸外包”“近岸外包”，试图排除中国在欧洲产业链中的地位，欧洲为避免在“中美科技脱钩”中被边缘化，不得不采取“对华设限”的防御性措施，欧盟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否决中资企业收购欧企案例，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，既是对美国压力的回应，也是保护本土产业的无奈之举。
“脱美设限”的困境与挑战
欧洲在“脱美”与“对华设限”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，其战略自主仍面临多重制约。
对美安全依赖难以短期内摆脱
尽管欧洲追求战略自主,但在安全领域仍严重依赖美国，北约是欧洲安全的核心支柱，美国在欧洲驻军约3万人，且掌握欧洲的核威慑（北约“核共享”政策），俄乌冲突后，欧洲虽增加国防预算，但短期内难以替代美国的军事存在，欧洲在“脱美”问题上始终心存顾虑，既想争取独立，又怕“刺激”美国，导致政策摇摆不定。
对华经济依赖限制“设限”空间
中国是欧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,欧洲在对华“设限”时不得不权衡经济代价，若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，可能引发欧洲汽车行业反弹（大众、宝马等车企在华利益受损）；限制对华科技合作，也可能反噬欧洲自身创新，欧盟委员会内部对华政策存在分歧，“鸽派”（如德国）主张保持合作，“鹰派”（如法国）强调竞争，导致政策执行力度不一。
战略自主能力不足的短板
欧洲的战略自主仍受制于内部凝聚力不足、产业竞争力下滑等问题，欧盟成员国在能源政策、防务一体化、对华立场等方面存在分歧，难以形成统一战略；欧洲在数字技术、新能源等领域面临中美竞争压力，若过度“设限”与中国脱钩，可能削弱自身产业升级的动力，正如德国总理朔尔茨所言，“脱钩不是选项”，欧洲需要在“竞争”与“合作”之间找到平衡。
欧洲“脱美设限”是其在全球格局演变中的战略调整，既是对美国霸权的不满与反抗，也是对中国崛起的警惕与防范，欧洲的战略自主之路注定充满挑战：既要在安全上依赖美国，又要在经济与政治上争取独立；既要与中国保持合作以维护利益，又要迎合美国对华竞争的步伐，欧洲能否真正实现“战略自主”，取决于其能否克服内部分歧、提升产业竞争力，并在中美博弈中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“第三条道路”，对于中国而言，欧洲的“设限”既是压力，也是推动中欧关系向更平等、互利方向发展的契机——唯有通过对话与合作，才能化解分歧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