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2月24日，俄乌冲突骤然升级，世界曾一度期待“闪电战”后的谈判曙光，然而四年过去，战火不仅未熄，反而从军事对抗演变为涉及地缘政治、历史经纬、能源安全等多维度的“复合型冲突”，从白俄罗斯边境的初步接触，到伊斯坦布尔的短暂试探，再到如今各方立场的渐行渐远，俄乌谈判始终在“谈”与“不谈”的边缘徘徊，甚至陷入“越谈越远”的困境，这场持续千日的战争，为何难以通过谈判终结？答案藏在历史积怨、现实利益与大国博弈的复杂交织之中。
历史经纬与民族认同：无法绕开的“身份之争”
俄乌冲突的根源，深植于千年历史与民族认同的纠葛，基辅罗斯作为两国共同的“精神摇篮”，却在蒙古西征、沙俄扩张、苏联时期被分割与重塑的历史中，逐渐走向分化，乌克兰在1991年独立后，始终在“亲俄”与“亲西方”之间摇摆，而俄罗斯则将乌克兰视为“历史领土”与“文化缓冲带”——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，这种矛盾彻底激化。
谈判桌上，双方对“历史主权”的争夺从未停歇，乌克兰坚持要求恢复1991年国际承认的边界，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；俄罗斯则强调克里米亚居民的“自决权”，并将顿巴斯地区的“独立”视为谈判前提，这种基于历史叙事的立场对立，使得任何妥协都可能被国内舆论视为“对历史的背叛”，从而压缩了谈判空间，正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言：“我们无法用领土换和平，因为那等于放弃国家的灵魂。”
地缘政治博弈：大国角力下的“代理人战争”
俄乌冲突早已超越双边范畴，成为美俄、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较量，美国及北约通过军事援助、经济制裁等方式深度介入，将乌克兰视为“削弱俄罗斯、遏制东扩”的前沿阵地；而俄罗斯则将冲突视为“反击北约东扩、维护战略安全”的必然之举。
在这种格局下，谈判沦为大国博弈的“筹码”，西方国家的目标不仅是“帮助乌克兰”，更是“最大限度消耗俄罗斯”，因此不断加码军援条件（如要求乌克兰“收复全部领土”作为援助前提）；俄罗斯则将谈判视为打破西方围堵的机会，提出“去军事化”“去纳粹化”等要求，试图在安全层面重塑欧洲秩序，双方的支持国各有算计，导致谈判核心议题从“停火止战”异化为“地缘势力范围划分”，任何一方都难以单方面让步——毕竟，妥协不仅意味着国内政治压力,更可能失去大国的战略信任。
现实利益与安全困境：信任崩塌后的“安全悖论”
四年战争让双方的安全困境达到极致：俄罗斯视乌克兰加入北约为“生存威胁”，因此坚持要求乌克兰“中立化”“去军事化”；而乌克兰则认为，只有加入北约或获得“可靠安全保障”，才能避免未来再次遭受侵略，这种“安全悖论”形成恶性循环：一方越强调“安全”，另一方越感到“威胁”，谈判中的安全承诺沦为“空谈”。
领土问题与战争罪行争议进一步加剧了信任崩塌，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布查、马里乌波尔等地犯下“战争罪”，要求追究责任；俄罗斯则指控乌克兰对顿巴斯地区实施“种族清洗”，并以此证明军事行动的“正当性”，这些争议使得双方在谈判中缺乏基本信任，任何停火协议都可能因“违反承诺”的指控而破裂，正如国际危机组织（ICG）所言：“当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‘侵略者’或‘纳粹’，谈判桌上的文字很难转化为战场上的行动。”
国内政治与民族情绪：被裹挟的“和平意愿”
战争是政治的延续，而国内政治则是谈判的“隐形天花板”，在乌克兰，泽连斯基政府将“胜利”作为执政合法性核心，任何妥协都可能引发民众反弹，甚至被反对派贴上“叛国”标签，2023年，乌克兰曾提议考虑“中立地位”以换取和平，但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迫使政府收回提议。
在俄罗斯，普京政府将“特别军事行动”定位为“捍卫国家利益”，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，可能面临国内保守势力的压力，甚至动摇执政基础，两国民族情绪在战争中被不断煽动：乌克兰媒体将俄罗斯描绘成“侵略帝国”，俄罗斯媒体则指责乌克兰“背叛斯拉夫兄弟”，这种“非黑即白”的叙事让“和平”成为“软弱”的代名词,进一步压缩了谈判空间。
走出“谈判迷局”需要什么？
俄乌冲突的复杂性提醒我们：现代战争早已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，而是历史、地缘、政治、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产物，四年鏖战，双方付出了数十万人伤亡、数万亿经济损失的代价，却仍在“谈”与“打”之间徘徊，要打破僵局，或许需要超越“零和博弈”的思维：
国际社会应扮演更积极的“调解者”角色，而非“选边站队”，推动双方建立“最低限度的信任”；谈判议题需“分阶段解决”，先从人道主义停火、战俘交换等务实问题入手，逐步积累互信；双方需认识到：真正的和平不是“战胜对手”，而是“共同安全”——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所言：“在战争中，没有赢家；在谈判中，没有输家。”
在历史仇恨与大国博弈的阴影下，这样的“理性共识”何时能落地？或许，只有当战争的代价远超谈判的成本时，和平才会真正降临，在此之前，俄乌谈判仍将在“复杂”的泥沼中艰难前行。
